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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文字是一片深邃、美妙、神奇的天地,它蕴涵着人类最高尚的追求和理想。血统的纯粹性是中国文字永葆青春的缘由,作为中国文化之载体,中国文字创造了人类任何族群无可望其项背的经典。不仅如此,汉字的联绵之美、骈俪之美、四声之美和六义之美,也彰显出中国语言的诗性特征,可见中国文字是至妙极精的创制。
  【关键词】中国语言文字 文化载体 美学特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世界各国先民,皆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先民始用刻画,以助记忆,范围只限于原始之氏族甚或个人,初无创立文字之大愿。由氏族而部落,所记忆之事日以扩大,而所涉人群益广,遂有共同记忆之符号或刻画,此犹不足以称文字。由部落而部落联盟,乃有专司记载集体记忆之智者出,传说中之轩辕命仓颉造字,或此其时也。其所刻画日增,而集体之认可度益高,约定俗成之符号,逐渐走上文字之肇始。仓颉者,非定有其人,可称一集体记忆之代号。兹后殷墟甲骨文出,文字之自觉创造已臻成熟。则中国文字的历史,自肇始而自觉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

  中国之文字,与宇宙本体同在,是至妙极精的创制
  中国人于舌头之运转,似不若世界其它族群,声音之回环圆转不能如鸣禽之流畅,遂一字一音吐出,其不宜拼音或有生理之原因,此种局限反成为中国文字之初祖重表意而弃绝表音的重要缘由。
  表意性的文字,不以音节之繁缛胜,而以内涵之丰赡胜。“一字一天地”,极言其容纳不局限于“一字一确指”也。即以“天”字言,决非英文之“sky”,指抬头以望,目之所极之天空也。在中国,“天”指时空也、本体也、自在之伟力也,天所依循者“道”,“道”所依循者“自然”。包含至大,不可计量。《说文解字》云:“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或者,那是指无所不包的精神和物质的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合而为一,乃是中国古哲的无上睿智。清代文论家刘熙载于《艺概》中特重“混茫”之境(即混沌),其有云:“杜陵云‘篇终接混茫’。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所谓“混茫之人”,即能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之人,这在中国是与古代人重“天人合一”的哲学不可分割的。
  质而言之,中国之文字,与宇宙本体同在,是至妙极精的创制。“混沌”是宇宙存在的根本状态,庄子云:“七窍开而混沌死”,正说明中国文字一旦离开了“混沌”的状态,它的生命亦以终结。而混沌中放出光明,这光明便是心智的胜果。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而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宇宙存在状态,它与中国哲思的本体论——“未然性”同在,而这恰恰是西方所遗忘的天地精神势态。

  血统的纯粹性是中国文字永葆青春的缘由
  文字作为所有中国文化之载体,创造了人类任何族群无可见其项背的经典。世界上找不到任何语言有中国文字的含金量,如此丰富、赤纯,其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
  《康熙字典》有四万八千零三十五字,可谓煌煌大观。一百年前有陆尔奎者,溯其源流,编《辞源》一书,涵九万二千六百四十六个辞条,内容涵盖自太初以来,道在其中、理在其中、文献所用在其中、百科名物在其中、五千年文化基因在其中、还包含外来文化消融于其中的汉语字词。中国文字的基因,一直未曾中断,这在世界古国如埃及、希腊、巴比伦、印度是不可思议的事。血统的纯粹性是中国文字永葆青春的缘由。台湾著名学者秦孝仪先生曾笃笃其辞云:“ ……至于世界其它文化,虽曾辉煌数世,或停滞不前,或递邅之间,颇已异其系统。”又云中国之典藏“源出众流,多元丛集”,而又归为“华夏一元文化,历代精华,无不赅备者,则实世鲜其匹”。(《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图录》序)先生灼灼之见,表现了他深刻的学术判断和热烈的爱国之情。
  以埃及语观之,虽云有六千年历史,亦初有文字,而今安在哉?三千年前(年代久远,说法不一),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其远古达罗毗荼人所创制之梵文与巴利文,遂遭厄运。当今知梵文者日少,中国唯季羡林先生及其高弟子数人而已。每读季公所译之《沙恭达罗》及《罗摩衍那》,不胜后继无人之叹。而巴利文至今唯在缅、泰佛寺高僧和佛教学校有研习者,以背诵巴利文佛经,而于日常生活中几成绝学矣。六千余年前,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居住的苏美尔人所创之楔形文字,大多成为哑谜,同样今无所用。亚述人和波斯人亦曾使用楔形文字,匆匆若过眼烟云。四千年前(相当于中国夏代),腓尼基人造出二十二个字母以为拼音之用,希腊文、拉丁文以至西班牙文、法文皆以为宗,唯转用增补而已,虽各臻其美,然以论血缘,岂可与华夏之纯粹性相比拟。正如秦孝仪先生所云:“递邅之间,颇已异其系统。”

  中国文字具有联绵之美、骈俪之美、四声之美和六义之美
  中国文字纯粹与丰赡自不待言,而其美质还在它的联绵之美、骈俪之美、四声之美和六义之美。近世有大学人符定一者,独守寂境数十年编《联绵辞典》,收录联绵词一万六千余个。一时学界轰动,章太炎、黄侃、王树枏、高野侯诸贤士群相推重,以为其体制宏大、取材精审,古今一人而已。
  联绵词者,两字连续,以彰同一意义,可大分为四。其一,同声母者,如闺阁、鳏寡、洪荒,以上称“双声”;其二,同韵母者,如砥砺、隔阂、灿烂,以上称叠韵;其三,声、韵母皆异者,如贩卖、豪俊、豪侠;其四,同字相叠者,如迟迟、赫赫、济济。中国单字以上述四种方法联绵竟达所有单字的三分之一(单字四万八千、联绵词一万六千),这在世界语言史上不啻是奇迹。联绵之词起着加重语气、深化语义、注入节奏、扩大境域等诗性的作用,讲中国语言文字是诗性的,此一端也。如李清照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是,同字相叠,境界顿出。鲍照文《芜城赋》:“沵迤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联绵、骈俪兼用,博大恢宏。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骈俪之美则是中国语言具有诗性的另一重要特征。早在夏代,中国远古先民相传已有《易经》之远祖——《连山》,对宇宙万有已有阴阳二分之感悟。而中国语言文字之骈俪之美,与宇宙本体的谙合,则是五千年文化积层性发展之结果。骈俪性语言文字则与中文之一字一音(一音包括多种念法,如行[háng]、行[xíng])有直接关系,如一字多音节,则无法形成骈俪文。古有骈赋、文赋之分,骈赋严格按四、六字两句对仗,如《滕王阁序》:“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四、六字,来源于《诗经》和《楚辞》,《诗经》多四字,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楚辞》多六字,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至唐代之律诗,则多用五字与七字,如李白“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文赋则有骈俪之意味,不一定于字数上苛求,对仗亦不必如律诗之严格。如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等,皆古代之散文,称其为文赋亦可。
  中国文字又兼四声:平声(包括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如阴平翻[fān]、阳平繁[fán]、上声反[fǎn]、去声犯[fàn],入声罚(入声字无拼音以示,因今之普通话,即今北京话中无入声。南、北方之欲学诗者,以家乡话出之,入声必合当今习用之平水韵,因平水话乃山西省之土话也),四声之运用,于诗歌之抑扬顿挫,更增音调之美。且诗人选韵,往往考虑诗境或悠扬、或迫促、或舒缓、或激扬,用韵时有所选择,如入声音多宜于激昂慷慨、顿挫急迫之诗词,如岳飞之《满江红》。
  中国文字的“六义”之美,则是文字作为考据训诂学之对象时,所发现的世界任何文字所不具备的美质。“六义”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卫恒传》:“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有了这些特性,汉字成为一门与音、形、义不可割舍的学问,这学问在西汉至莽新(公元一世纪)始称“小学”。研究中国文字之学,最初从小篆入手,汉代有犍为文学、毛亨、终军善其事。兹后,东汉经学家许慎作《说文解字》,可谓彼时集大成者。自汉郑玄、唐陆德明、宋郑樵皆称大家,至清戴震出,于音韵、训诂、名物、方言,无所不精,允称一代宗师。稍后之段玉裁、王念孙亦皆有建树。甲骨文之发现,则为中国文字考据训诂之学开一崭新局面,这是清代乾、嘉学者所未之见者。一时俊彦并起,有王懿荣、孙诒让、刘鹗、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容庚、于省吾、唐兰、商承祚、胡厚宣、李学勤、裘锡圭诸大师,相望于学林。后起学者则有王宇信、朱凤瀚、黄德宽、朱彦民等人,毕力从事,厥有所成。

  中国文字是一片深邃、美妙、神奇的天地,它蕴涵着人类最高尚的追求和理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我们在东方这一片文字葱茏葳蕤的土地上勤恳耕耘,将会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不朽的胜果。


  参考文献
  [东汉]许慎、[宋]徐铉校,201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清]刘熙载、袁津琥校注,2009,《艺概注稿》,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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