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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笛是一种源于古羌人的民族民间乐器,传说是秦汉之际游牧在西北高原的羌人所发明,故名羌笛,传入中原后,形制经过了改变。从南朝至唐宋的诗词中,经常能见到它的身影。羌笛既是唐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符号。林庚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中说,“只要碰见笛声,便似乎无往而不成为好句”。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脍炙人口,千百年来,幽咽的笛声与折柳送别的习俗成为经常相伴而出现的文化意象。

  《说文解字》对“笛”字的解释中有“笛,七孔筩也。从竹,由声。羌笛三孔”之描述。应劭《风俗通义》引《乐记》云:“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秽,纳之于雅正也。长二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马融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以当檛便易持,京君明贤,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京君”即西汉末学者京房,马融认为正是京房加了一个最高音按孔,使羌笛成为五孔。

  沈括的《梦溪笔谈》也对“羌笛”进行了描述:“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教篪篴。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唐代李善还曾对“双笛”进行释解:“然羌笛与笛二器不同,长于古笛,有三孔,大小异,故谓之双笛。”按李善所言,“羌笛”“双笛”应皆源于古羌,可见古羌在乐器制作上颇有造诣,而且,根据沈括对“羌笛五孔”的描述可推断,至少在汉武帝之前,羌笛已流行于中原。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在“双笛”后注谓“五孔”,给人感觉“双笛”为一件乐器,其形制乃双管并列,具备五孔。近代黄侃在《文选平点》中亦云“曰近世双笛,别于古笛也”,将“双笛”与“古笛”视为两种乐器。清代胡彦升在《乐律表微》中认为“横笛始于羌,与竖笛为双笛。马融《长笛赋》谓‘近世双笛从羌起’者,古笛,非出于羌。世有双笛,乃从羌之有横笛起耳”。虽与马融、李善观点有异,但均认为“双笛”源于古羌。

  概言之,羌笛本是流行于古代西北羌人日常生活中的民间乐器,后来成为南朝至唐宋诗词中的重要意象,展现了羌笛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属性。

  羌笛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声音“廖亮清越”、幽咽动人,有助于突出缠绵悱恻的诗意和蕴藉含蓄的形象,因而成了诗词歌赋中表达边塞将士戍边意志和思乡之情的最佳隐喻。

  南朝梁虞羲最早将“羌笛”引入诗词创作之中,其在《咏霍将军北伐》中所作的“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借“胡笳”“羌笛”歌颂汉名将霍去病的丰功伟绩,也表达出自己立志为国效命、马革裹尸的壮志豪情。南朝梁庾信奉使北上,羁留长安,被迫仕于西魏、北周,再未回南方,在这种心境之下,庾信写下了“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再借“胡笳”“羌笛”之音,抒发自己羁旅的孤寂凄凉。南朝陈张正见在《陇头水二首》中也用“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表达出戍边将士听着“胡笳”“羌笛”之音,饱受思乡之苦,守卫边塞的家国情怀。在这几首诗中均有出现了“陇头”,指代当时边塞之地,也正是其时氐人、羌人的聚居之地。南朝诗人的创作,是“羌笛”在唐代边塞诗词中密集出现的前奏。

  唐代诗人尤其爱在诗作中用“羌笛”的意象。尤其是边塞诗人借物咏志,将“羌笛”低沉、伤痛、深幽的曲调,与边塞荒凉、久戍边疆征未还的思乡之情形成对应。如李颀的“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岑参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等。而王之涣的千古绝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将这种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外,唐代李氏皇帝崇信道教,拜老子为始祖,崇尚虚无、淡然、自然的审美风尚。而羌笛“廖亮清越”的声音特点,正符合道家哲学的审美偏好,所以羌笛受到唐代上层社会的追捧。胡震亨《唐音癸签》:“玄宗幸蜀,行次骆谷,谓高力士曰:‘吾不用张九龄之言,至此。’索长笛吹一曲,潸然流涕。后有司录成谱以进,且请曲名,上曰:‘吾因思九龄,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音怨切,诸曲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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