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在花卉谱录里还记录了一些风土人情，借此我们可以一窥两宋时期社会的民俗状况与社会文化。宋时赏花成为群众性文化活动，妇孺老幼皆喜爱。群众性的普遍喜爱刺激了花卉的种植，使栽植花卉进入繁盛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独立的种植行业，出现了像河南陈州地区和四川天彭地区这样的牡丹主产区，种植的面积也不断扩大。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中对牡丹种植面积有过直接描写，“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陆游也曾在《天彭牡丹谱》中记录天彭地区花户“连畛相望”的盛况。花卉数量日益增多，品种愈出愈奇，使得簪花成为宋时普遍的民俗活动。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王观《扬州芍药谱》也说，“扬之人与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从两专谱记述时间来看，北宋前期洛阳、扬州一北一南，簪花在宋代城市中已蔚然成风。宋时的民俗中亦有献花。宋时献花行为多为民向官献花，胡元质在《牡丹记》便有记录。而献花一旦变为地方官员向上级或皇室敬献则成为贡花，胡元质说，“(宋景文)公在蜀四年，每花时按其名往取，彭州送花，遂成故事”。这种贡奉也让隋代发明的“蜡封果蒂”运用在贡花上，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就记录了“蜡封牡丹蒂”的具体做法，用来保鲜存香。
无论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还是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其撰书目的都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即承载知识的文本或书籍是在不断建构中形成的。读者们在阅读这些文本或书籍时不应该只是知道文本中或书籍中“有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在当时会形成“这样”的文本或书籍。这应该是以“知识”为考察对象的知识史的研究意义所在。花卉专著是中国先民观赏、利用花卉的长期经验、知识的集中总结，反映了宋代社会对以花卉为代表的观赏类植物认识、开发和利用的基本情况。士人们身处其间，有的就是作为当地主政者，想必也是这场文化盛宴的直接筹划和参与者，他们将这一文化现象写入专谱使后人可以一睹宋代花卉的繁盛景象。
另一方面，记录菊花、牡丹等花卉专著所呈现的知识演进，是宋代博物学转变的一个侧面，也是精神文化史变迁的一个注脚。博物学是古代先民精神信仰与文化学术的知识基础。从植物学专著内容来看，欧阳修、陆游等儒者士子有了更加自觉的博物意识，追求知识的方式也不断变化。正如南宋人郑樵所言，“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在郑氏看来，鸟兽草木之学属于田野之物，其知识的获得方式一方面是求证于田野农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参合《诗》《书》等经典文献。《史氏菊谱》的作者史正志便从参合文献与注重实践两方面为“菊是否有落英”做出公允的判断。类似的例子还有周必大，他的《唐昌玉蕊辩证》虽通篇还多是参合前人的文献，但也有作者的实际考察，“予自招隐寺远植一本，蔓如荼蘼，冬凋春荣……其中别抽一英，出众须上，散为十余蕊，犹刻玉然，花名玉蕊在于此”。从史正志、周必大等人探求植物知识的方式或可说明，宋朝随着宋学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方法大大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变了他们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使他们感到有责任去探索奇异植物或古人提到过的有疑问的植物。而这种探求博物知识的方式和西方自然科学家为了了解自然物种的性质而进行研究、总结自然规律的目的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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