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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对边政败坏的揭露

  明中期边患日重,而自明初以来建立的军事制度日益败坏,将官贪腐横行、军纪涣散,这又使得边疆形势进一步恶化。有感于此,李梦阳在诗作中对边政的积弊多有揭露。

  《诸将八首》就集中对将官的问题一一指摘。《其一》指出明军将领指挥呆板,“胶柱谈兵”,徒有武勇,终至丧师辱国。弘治十八年,鞑靼人大举入侵宣府,由新开口毁垣而入,明军被动应对,左支右绌,终至大败。《其四》则揭露了边将的贪腐与钻营。明中期以降,靠着克扣军饷、收取“年例”、私市交易等方式,不少边将大行敛聚,并借此攀附权贵。《其五》指出军爵世袭之病。诗人认为世袭制度下,将领虽众,但多是靠祖荫得官的纨绔之辈。《其七》讥刺了伪造军功致使奸佞之人升官晋爵的现象。军功之叙次,明初已有定规,但到了明中期,执行不力、问题丛生,正德年间,御史程启充就总结有“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明会要》卷六十一)等伪造军功的形式。

  《屯田》(二首)则揭露了屯田制的败坏。明初定军屯制度,戍边将士按比例分司守屯,其中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此外,也有二八、四六、一九等例。不过,到了弘治、正德年间,军屯已经基本废弛,军户田租缠身,生活困苦不堪。《其一》借屯田军士之口,讲述灾荒之年,仍然租税重重,自己无法完纳,求告无门,最终被“锁颈投囹圄”的经历。《其二》则模拟杜甫《石壕吏》,以老妇之口痛陈军户备受盘剥、生计困难之状,诗云:“边城寡机杼,耕种育儿孙。诛求余粒尽,竭力豢孤豚。昨当统管来,宰剥充盘飧。言既复长号,吏去收他村。”

  由于边政的败坏,导致军户怠耕,甚至大量逃亡,西北等边疆地区呈现一片凋敝之状。李梦阳《熊子河西使回》有“一春常冻雪,千里半荒城”(其一)“绝塞田谁废,甘州稻旧畦。荒屯惟见兔,破屋不闻鸡”(其二)之句,可见西北的破败情形。

  以史为鉴的史家品格:对安定边疆的建言

  李梦阳对边务弊政的揭露,归根结底是为了安定边疆。除扫除积弊外,安边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派遣良将守边,因此,李梦阳在边塞诗中也借名将之典,积极建言,如《秋怀·其二》先对故乡庆阳的悠久历史和壮美山川表达了赞美,尾联却笔锋一转,指出西北边患严重,期盼有郭子仪一般的良将来守边。李梦阳希望明廷能知人善任,对才华出众的将领,能够效法前朝,不循常规、大胆起用。《其六》借东汉末年白马将军公孙瓒之典,盼望有良将早日破敌,扫灭寇氛。另外,他在《秋望》《李广》等诗作中也反复表达了这一愿望。

  同时,李梦阳也深知单靠武力难以彻底平定边患,因此,他还提出要师法前人,善用和议之策。如《诸将八首·其八》云:“安得即时寻魏绛,务农休甲报皇天。”《左传·襄公四年》载,魏氏曾向晋悼公提出与戎狄议和的五项益处,即“和戎五利”。李梦阳借用此典,希望明廷能借鉴历史,并期盼出现有能力主持和戎政策的将领,使边民脱离征战之苦。与此相对,他对边将错误执行和戎政策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也给予了批评,《秋怀·其五》诗云:“胡奴本意慕华风,将校和戎反剧戎。”指出胡人向慕华风本是可资利用的议和条件,但边将颟顸无能,和戎不成,反使边患愈发严重。

  因为具备史家的品格,李梦阳在一些边疆事务上也表现出高于一般士大夫的眼光。如对明武宗亲征一事,大臣多视为鲁莽举动并反复劝止,而李梦阳通过《圣节闻驾出塞》(二首),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武宗的亲征表达了支持。《其一》描写了满朝文武和外国使臣在京城翘首期盼武宗回朝的情形。诗中借周穆王西征犬戎之典而反其义,表达了对武宗早日奏捷归来的期盼之情。《其二》诗云:“万乘时巡万寿临,銮舆漠漠碛沙深。非忘殿阙呼嵩日,应系单于款塞心。”既表达了对皇舆亲履险地的担忧,也对武宗的亲征表示理解。“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明史·鞑靼传》),也用事实证明武宗亲征的重要意义。

  悲天悯人的史家情怀:对戍边之苦的描写

  李梦阳生于甘肃庆阳的军户家庭,虽然四岁即离开故乡,但后因省亲、守丧、科考等原因曾多次回到西北。在户部为官时,又监税三关,处理边储事务。他还于弘治十三年、十六年分赴榆林、宁夏犒军。这些经历使得他对边疆,尤其是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使其诗作展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戍边之艰苦与战争之残酷的描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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