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关生物学的知识发展到两宋时期，逐渐从原来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形成“鸟兽草木”之学。这与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有关，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以花卉谱录为代表的植物学专著大量涌现。梳理宋代的“草木”专书，至少可以得到41种这一领域的专著，并能从中发现欧阳修、陆游等士人在促进“草木”之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撰谱录 创体例
最早的谱录与谱牒、家谱的记载密切相关，后来人们也开始利用这种体例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为植物修谱撰记并不是宋人首创，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植物学专著出现(《竹谱》《魏王花木志》《南方草木状》等)，唐五代时期也有花卉类专谱现世(《百花谱》《花经》等)。但若从数量和质量来看，宋代的植物学专著却远迈前代，尤以花谱为最。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王毓瑚、天野元之助等学者对包括宋代花卉谱录在内的中国古农书做过深入研究，整理出涉及牡丹、菊花、芍药、兰花、梅花、海棠、玉蕊花等七大类四十一种花卉专著。这些花谱的作者多半出于士人群体，其中不乏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周必大(《唐昌玉蕊辩证》)这样名震四方的士大夫领袖。他们共襄盛事、薪火相传，将宋时花卉的繁盛记录其中，使后人可以一睹1000多年前花卉争奇斗艳的胜景。
当然，欧阳修、陆游等士人在撰著花卉谱录时已不再只是专注于前人欣赏花卉的诗词，而是记载栽植技术、品种变化，使得谱录的文学色彩趋淡、科学实用色彩渐浓，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便是详述接植栽灌之事、详列牡丹花品并一一解释花名出处。这种著作体例成了撰述花卉专谱的定式。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便“书体全仿欧记”。而王观的《扬州芍药谱》也与欧记体例相似，风格趋同——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详述接植栽灌之事，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对芍药的栽培和移植技术亦多着笔墨；欧阳修详列24种牡丹花品，王观亦按次第排列31种芍药花品。另外，王观在谱中也提到“洛阳土风之详，已见于今欧阳公之记，而此不复论”。说明王氏在撰写该谱之前已读过《洛阳牡丹记》，他很有可能是在欧氏的写作风格影响下提笔撰写芍药谱的。
记品种 录变化
士人们在花卉谱录里重点记录了一些花卉的品种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得益于较为系统的壅培技术，宋代花卉的人工种植成绩显著。比如，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周师厚《洛阳牡丹记》记录的牡丹品种来看，河南洛阳地区的牡丹从公元1031年的24种(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增加到公元1081年录的109种(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五十年间品种翻了两番多且精品不断涌现。除了洛阳，河南的其他地区也盛产牡丹。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中便记录陈州地区的牡丹品种精品不断，单是一品“缕金黄”便引得众人驻足观看。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北宋时期河南地区壅培牡丹的技术日益精湛。江浙地区亦是牡丹的主产区，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谱(仲休《越中牡丹花记》)便在此地诞生。据该记所载，宋初该地牡丹的品种已达32种。到了庆历年间，牡丹专著《庆历花品》亦在该地诞生，“以叙吴中之盛凡四十二品”。从江南地区再向西延伸，四川地区的牡丹在宋朝亦很繁盛。从陆游的《天彭牡丹谱》所记牡丹品种来看(66种)，四川天彭地区的牡丹可媲美北宋时期的洛阳。
北宋河南地区亦是产菊之地，史铸在《百菊集谱》中便冠以“虢地品类”来叙述河南地区菊花品种。在当时河南洛阳地区，花农培育出繁多的菊花品种。撰于北宋末年(1104年)的《刘氏菊谱》可以说开了我国菊花专谱先河，主要记录的就是洛阳地区35种菊花品种，这比周师厚列出的该地菊花品类(《洛阳花木记》26种)多了9种。到了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江浙地区的菊花得到全面发展。从传世的专谱(《史氏菊谱》《范村菊谱》《百菊集谱》)所记菊花的品种来看，南宋时期江浙地区菊花呈百菊竞艳的胜景。
与牡丹、菊花能够在南北各地形成种植区域相比，芍药花则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扬州地区。刘颁的《芍药谱》中将扬州地区的31种芍药分了七等，而孔武仲《芍药谱》中所记的33种芍药花，是作者实地考察和访问所得，他将这些芍药一一列出品名，并详细对其色、形等进行解释。在二谱的基础上，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又新增八品(39种)，为当时之最。在谱中，王氏按照较为科学的分类方法，从花色和花形两方面入手，详列其新得的8种花品。
述风土 叙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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