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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

  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西凉乐》为代表的艺术创新,鼓吹乐、横吹军乐的盛行,佛教音乐的传入和异军突起,都使这一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充满浓郁的区域乡土气息。在中国乐舞艺术史上别具一格,亮点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

  铜铙图

  在民族交流中产生的《西凉乐》

  《西凉乐》最早产生于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晋末,中原丧乱,张轨占据的河西相对安定,一部分西晋的宫廷乐人逃往河西,他们将中原《清商乐》带到凉州一带,杂以羌胡之声,形成当地官民喜爱、流行的音乐。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派大将吕光率领七万精兵征服西域,将高僧鸠摩罗什从龟兹(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迎到河西。同时,吕光还将一部完整的《龟兹乐》连同20个乐工及乐器搬到凉州。这时候,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随即灭亡。吕光乃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后凉和接着建立的北凉政权将来自中原的《清商乐》、来自西域的《龟兹乐》同当地羌胡乐相融合,改造成为新乐,取名《秦汉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将这部《秦汉伎》带到其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改名叫《西凉乐》,并作为宫廷乐。《西凉乐》流传到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直到隋唐时期,《西凉乐》被选入宫廷乐。它是甘肃对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一大贡献。

  《西凉乐》的演奏乐器有19种,乐工27人,“管弦杂曲数百”。乐器中的钟、磬是凉州所传的中原旧乐器,曲颈琵琶、竖头箜篌等来自西域。《杨泽新声》《神白马》等乐曲,原都是胡戎之歌。它的歌曲《沙石疆》,舞曲《天曲》《于阗佛曲》等,又是从新疆流传的佛曲移植过来。从《清商乐》《龟兹乐》到《秦汉伎》,再到《西凉乐》,反映了甘肃同中原、西域乐舞的交流融合过程。隋唐时期,《西凉乐》不仅入选为宫廷乐,还得到各族官民的普遍喜爱。杜佑在《通典》中说,北魏建立十几年后,才创制宗庙乐,但仍然是“钟管不备,乐章既缺”,只能杂用鲜卑人的《簸逻回歌》等来祭祀祖先。直到魏太武帝灭北凉,平河西,得到《西凉乐》后,北魏的宫廷乐舞才算完备。唐朝诗人杜牧《河湟》诗说:“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康熙《御定全唐诗》卷521)说明《西凉乐》在不断地融汇创新中,博得各时代、各民族的衷心喜爱。

  这一时期,西域的《高昌乐》《疏勒乐》《于阗乐》,印度的《天竺乐》等乐舞艺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甘肃。甘肃乐舞在同西域、天竺乐舞,中原乐舞交流融汇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举例说,《天竺乐》的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合为一部,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等。自张重华据有凉州,《天竺乐》不仅在河西流传开来,还“重译来贡”到中原王朝,成为甘肃乃至中国传统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被统称为“陇上声”的甘肃各族传统乐舞,也还在广泛地流传。据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北魏宗室、河间王元琛最为豪富,他有“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其中:有婢朝云善吹篪(chí,一种像笛子的乐器),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元琛歌伎朝云的乐声能感动陇上叛羌,由此判断她所吹奏的“陇上声”,应当包括甘肃一带的羌族音乐。朝云吹奏的乐曲,比“快马健儿”的力量还大,能感动叛羌“相率归降”,那艺术感染力确实很强。

  这一时期甘肃流行的民族乐舞不仅形成固定的乐器、乐曲及出演人数,而且连舞人、乐工的表演服饰也相对固定化。如河西流行的《高昌舞》,舞人穿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帓额(束发头巾)。《龟兹舞》的乐工戴皂丝布头巾,穿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舞者四人,红帓额,穿绯袄,白裤帑,乌皮靴。《疏勒舞》的乐工着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袍,锦襟褾白丝布裤。每场出演者二人。《于阗舞》有佛曲伴奏。(陈旸《乐书》卷174)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

  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壁画 《奏乐图》

  鼓吹、横吹和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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