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新东北文学的伊始源自班宇、双雪涛、郑执的东北书写。三位均出生于辽宁沈阳的青年作家，不仅年龄相仿，而且不约而同地讲述了19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潮那段特殊的历史。他们“子一代”的目光投射出苍凉悲伤的底色，加之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所有这些，都为他们的叙事筑起一道清晰的边界，仿佛是在蓄意组建一个“有预谋”的叙事群体。无疑，正是他们的“不约而同”构成了一个文学事件，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学者黄平更是将这个群体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与此同时，新东北文学还呈现出了强烈的“出圈”态势，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有着相当不错的影视改编，而班宇对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魅力。
毫无疑问，新东北文学是我们应该关注并深入探讨的文学现象。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新东北文学的发生?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新东北文学的实质性“内核”究竟是什么?这一文学现象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他们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局限?尤其是，近期，几位新东北文学作家似乎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刻意偏离东北轨迹。班宇最新的短篇小说集《缓步》中，曾经斑驳锈色的东北故事背景明显淡化，彰显出更多的丰富性，像是“逍遥游”之后的“缓步”前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发出“新东北文学还能走多远”的质疑和慨叹?我想，新东北文学所承载的这些问题域，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
毫无疑问，三位作家“子一代”视角的回顾是新东北文学叙事最独特的标识。班宇说，选择过去，是因为“对那个时代有一个相对清楚清晰的感知和认知”。他们在自己的童年记忆中搜索，将目光锁定在倒闭的工厂、凌乱的车间、生锈的机器等破败的城市印记中，由此让老工业区的每一个元素都变成了隐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解读历史。实际上，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在无数记忆的循环中，让过去与现在同时在场，让过去的声音在当下喧哗。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在大屠杀研究的框架下提出了“后记忆”的概念，“后记忆并非运动、方法或理念，我将其视为创伤性指示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的机制”，也就是通过隔代记忆的代连接，让现代人记住上一代的创伤体验。从这点来看，新东北文学是下岗工人“子一代”的后记忆书写。
双雪涛的第一部小说《翅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篇有关记忆的文本，其中，名字承担了记忆的“所指”功能。据说，双雪涛在《翅鬼》最初的创作构思中，曾在信纸上随意写着自己想到的词语，诸如峡谷、翅膀、宫殿等，但这些词语并没有唤醒他的灵感，直到“名字”这个词语出现，他才一下子找到了叙述的钥匙。《翅鬼》开篇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 双雪涛说“到现在为止，这句话还是我写过的最得意的开头，因为它不但使我很快写完了这部六万字的小说，也使我写出了后来的小说，它是我所有小说的开头”。 的确，在文本中，双雪涛反复强调了名字的重要性:
你有了名字，等你死的那天，坟上就能写上一个黑色的“默”字。走过路过的就会都知道，这地方埋着一堆骨头，曾经叫“默”，这骨头就有了生气，一般人不敢动它一动，你要是没有名字，过不了多久你的坟和你的骨头就能被踩成平地了，你想想吧，就因为没有名字，你的骨头就会被人踩碎粘在脚底，你不为现在的你着想，你也得为你以后的骨头着想。
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丽特曾指出:“记住她的芳名，不如说依赖于人害怕被遗忘而需要记住名字的事实。” 可以说，名字的意义便在于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为了不被遗忘，为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最大可能确认自我的意义。文本中的这些文字反复诉说着“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是证明自身存在的依据，是维系死后尊严的“名片”。记住名字，不是对自身肉体或者灵魂不朽的企盼，而是对消失和被遗忘的恐惧。可以说，《翅鬼》中开篇以名字“出场”如同为记忆存档，预示了双雪涛的写作之路，那就是，抵抗遗忘，为无名者发声，寻求身份认同，捍卫生命尊严。我认为，“名字”在双雪涛的笔下可以转译为“我们需要记住”，正如《跷跷板》中埋藏在跷跷板下的那具无名工人的尸体，以静默的存在探讨了记住名字的伦理。遗忘与无名在文本中构建起了被话语遮蔽的历史记忆的多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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